“绚丽辉煌、生机勃发,充满了欢乐气氛” 海顿:《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
海顿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写于1796年,距今已有两个多世纪。在海顿之前的16、17世纪和海顿之后的19、20世纪,都出现过许多彰显于世的小号音乐。但是,历经几百年岁月的磨洗,有些声震一时的曲目鲜花褪尽,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了;而海顿的这首小号协奏曲,却依然绚丽辉煌,它的艺术魅力不减一毫,至今,仍是音乐会上的重要曲目。
海顿是高产作曲家,一生创著甚丰,对交响曲和四重奏的发展成型起过决定性作用。但协奏曲不是他的主要创作领域,他共写有二十几首各种乐器的协奏曲,这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总目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海顿的协奏曲现在仍然经常演奏和录制唱片的有两首大提琴协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一首钢琴协奏曲,还有就是这首《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
海顿写小号协奏曲时,小号还处于尚未定型的实验性阶段。对任何新事物、新乐器、新曲式都有兴趣的海顿,对小号这件乐器发生兴趣是在1795年。这一年他在伦敦观看了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弥赛亚》里面有一首男低音的咏叹调《号角将要吹响》,用小号助奏,产生的艺术效果很令人赞叹。海顿对《弥赛亚》这部伟大的作品感佩至深,对里面小号的使用也留意在心了。这年年底他写完第104部交响曲《伦敦》之后返回维也纳。第104部交响曲是海顿写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也是他的交响曲里最伟大的一部。从此以后,他放下了已写了近40年的交响曲,转向了其他方面。
1796年海顿返回维也纳。维也纳宫廷乐队中的小号手安东·魏丁格尔拿了自己新设计改进的小号来见海顿,这位小号手是海顿的好朋友,和海顿一样,也是一位热衷于革新实验的人物。那时候的小号上还没有控制音高的活瓣,只能吹出主音和几个泛音,吹不出完整的音阶,更无法自由转调,音乐表现力受到很大限制。人们在小号管筒上安装可以拔下的弯管,配上许多种不同长度的弯管,吹奏时根据需要临时更换相应长度的弯管,来改变音高,这就是“接管小号”。这种“接管小号”使用起来很麻烦,演奏者要随身携带许多弯管,不时插换,这不仅跟不上乐队,半音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魏丁格尔参照木管乐器上孔键的原理,给小号的管筒上开了几个洞,也装上键,用来控制音高,这种小号叫做“键孔小号”。“键孔小号”离我们现在使用的活塞键小号还有很大距离,由于在号管身上开孔,破坏了气流共振,使小号的音色变得暗淡,但毕竟可以用它吹出音阶中所有的音。海顿对魏丁格尔的发明很感兴趣,出于对魏丁格尔的友谊,也出于实验性乐器的诱惑,海顿写了这首《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
离开了埃斯特哈奇的海顿是一番新气象
《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是传统的协奏曲三乐章结构。它是按照快—慢—快的原则布局。全曲光辉四射,富于青春活力,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小号辉煌灿烂的音色特性。第一乐章是快板乐章,海顿并不急于掀起音乐的波澜,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先抑后扬。以很轻的力度由弦乐奏出主题,独奏小号加入以后,与乐队展开竞奏,逐渐推向高潮。第二乐章是歌唱性的行板,音乐富于沉思性。在这个乐章里海顿发挥出了魏丁格尔的新乐器能演奏半音的特性,而且,尽量发掘了它的潜能。他让小号在音乐进行中向远关系调转移,还在走向中用半音阶向前过渡。这是自然小号和接管小号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这样几近奢侈地使用音符,使人觉得海顿是在一个更加自由的创作空间里享受。第三乐章是灿烂的终曲乐章。这部协奏曲就是因为这个乐章而远播四海,成为海顿全部作品里最流行的一部。这个乐章的正主题旋律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曲调,许多种古典音乐旋律辞典里都收入这条旋律,国外的电台广播里常采用小号演奏的这段音乐做时段或栏目的开始曲。所以说海顿的这首小号协奏曲是他所有作品里最流行的一点也不过分。在这个乐章里照例留下一段空白的华彩乐段,任由小号独奏者去自由发挥,展示自己的演奏技巧,表现自己的音乐气质。在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时,应该仔细留意独奏者的华彩乐段,这里不仅是技巧的炫耀,也在宣示着演奏者对海顿音乐的独自见解。演奏得华丽炫目者不一定艺术品味上乘,表现得拙朴平实者未见得木讷平庸。这要看他们是否能够把握住海顿音乐的精神实质,并准确地表现之。
《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总体的艺术气质是绚丽辉煌、生机勃发,充满了欢乐气氛。海顿写这首协奏曲时已经64岁,这个年岁在18世纪称得上是高寿了。可是,海顿在这个岁数上写的音乐不见丝毫暮气,不但完全保持着活泼幽默的风格,而且更加开朗热情,有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在晚年攀上了音乐的最高峰,这与他两次的伦敦之行有很大关系。
海顿从1791年到1795年两次应邀访问英国,前后在英国住了3年之久,12部“伦敦交响曲”在此期间写成。当时的伦敦是欧洲最发达的工商业大都市,工业革命给城市文明带来的影响非常显著,蒸汽动力的推广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金融业。在封建保守的哈布斯堡王朝所在地维也纳居住了几十年的海顿,一下子就被伦敦的发达景象迷住了。他向友人写信报告伦敦城的规模,并且惊呼这里的物价多么昂贵;可是谈到此行的收入,物价就算不上一回事了。这里的许多事物对于海顿都是新鲜的,商品经济的形成使音乐会演出已经具有商业化意味,出现了音乐经纪人。音乐会在音乐经纪人的调度下成为一种赚钱的活动,有了他们的操作,音乐家几乎可以脱离庇护人制,自由自在地生存了。亨德尔在60多年前就在经营着自己的歌剧院,事实上,海顿的两次伦敦之行都是由音乐经纪人安排的。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英国呈现出生动蓬勃的社会气象,与欧洲腹地维也纳的封闭守旧形成明显的反差。海顿在伦敦的耳濡目染使他感奋不已,在伦敦写的12部交响曲因此具有生动活泼的生命力。他回到维也纳以后写《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时已64岁,但是,这首协奏曲的青春活力甚至要超过他中青年时期的作品,是他的创造力在晚年焕发出的绚丽光彩。
《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是海顿写的最后一首协奏曲,也是他所有协奏曲里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首。二百多年过去了,这首乐曲已成为小号音乐的经典文献,是每一位专业小号演奏者必备的曲目,也是海顿作品里最通俗、最流行的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