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节为燕翔老师《建筑声学发展史简论》一文的延续（可查阅“影音新生活”历史消息获悉更多内容），主要针对近现代剧场和中国剧场“工业化”时期不同的特点加以论述，对于我们学习和掌握建筑声学知识有着很大的帮助。

▊?近现代剧场

●?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是指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去往西柏坡的13年时间，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根据地的起点，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源头。延安时期的剧场（说“礼堂”更确切），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其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至今影响巨大。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军委礼堂）和鲁艺礼堂，是当时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4栋礼堂，除鲁艺礼堂是利用一座西班牙教堂改建的以外，其余3栋都是就地取材、军民自建的。这些礼堂完全不是为了专业观演，也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主要作用是：军事会议、政治报告、群众演出、团体进餐、展览阅览、交谊舞会等，是革命集体生活最重要的公共建筑。

因为政治和军事是首位的，延安时期礼堂内的语言清晰度最为重要。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位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的延安城西北，可容纳1000人，建于1942年，为砖拱结构。建成后，室内回声很大，开会无法使用，后来采用了当地常用的炕毡（铺在炕上的棉枝或毛桂）作为吸声材料贴上去，问题才得以解决。其他礼堂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解决音质问题。自力更生，因陋就简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

延安时期的文艺活动，可以说，必须为舆论导向和政治方向服务。1942年以前，相当一部分由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缺乏对政治的认识，单纯地提倡艺术第一，排演的话剧《雷雨》、《戈尔洛夫》等虽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但不能吸引军民群众，群众更喜欢露天大戏台的“大众化”的演出。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讲，就是“大多数人的事”。

毛泽东看到当时文艺脱离群众的现状，也就脱离了政治，于1942年5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主张文艺必须服从无产阶级政治。后来，发展出一种很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源于陕北农村歌舞，主要以抗日题材为主，与当时喜闻乐见的生产生活密切结合，在延安礼堂中演出场场爆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艺工作者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借鉴“秧歌剧”成功经验，创作了《白毛女》、《黄河大合唱》、《三打祝家庄》等优秀的剧目。

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

政治需要和艰苦条件促成了礼堂多功能使用的要求。会议和演出是两大重要功能，还常用作讲学、舞会、参会、展览等，这种多功能礼堂模式至今仍有沿用。就声学而言，多功能的结果是造成每个功能的效果都不是最佳的；另外，就严肃性而言，在政治场所内进行娱乐演出，在中国古代和西方社会都是很禁忌的。不难想象，古代军机处不可能让戏班子上去“耍”，西方议会里也不可能举办戏剧等演出活动。

特殊的历史时代，造就了这种特殊的“多功能”礼堂，并成为当代“多功能”剧场的根源。今天，我们在政府的大会堂里观看表演，或在某市的大剧院里召开政协会议，已经习以为常，并不是多用途使用是合理的，而是因为一直这样做，习惯也就顺理成章了。

延安时期礼堂的建筑形式，表现出明显的学习和模仿倾向，而且学习和模仿的内容杂乱，时间跨度大，地域跨度也大，说明设计方案和技术来源缺乏专业核心，建设过程随意性很大。例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有明显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但其细部做法（如雀替）却是取自传统中国建筑符号。

鲁艺礼堂

在技术和艺术方面，延安时期礼堂既没有完全顺延历史的发展，对建国后期也不具备太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延安时期对后来的影响是多方面且潜在无形的，主要体现在：—、礼堂建筑设计的模仿性和随意性是理所应当的；二、以机关大院为主体的布局模式，为政治服务的主题思想，摈弃商业利用的价值考虑，成为礼堂建设主管领导的核心思想；三、多功能使用成为一种无可非议的习惯。

●?解放初期

1950年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20、30年代商业化剧场的萌芽发展方向，剧场成为党和人民政府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同时，由于思想阵营的对立，剧场建设的学习对象也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转换到苏联与民主德国。这一时期属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改造难于一蹴而就，其前段“公私合营”时期，需要尚存的“私有制”帮助，遗留有20、30年代剧场的影子，中后段完全“公有制”后，社会主义观念的剧场得以巩固，并发展壮大。

重庆人民大礼堂

1950年，邓小平等人领导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重庆建造一座会议和演出用的大礼堂，面向社会招标征集方案，西南设计院张家德的仿沈阳北京故宫式样的方案，符合当时苏联倡导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一举中标，建成后即现今的重庆人民大礼堂。该礼堂预算200亿（旧币1亿合新币1万），建设过程中追加230亿，1954年建成。礼堂平面为圆形，弯顶，5层，4300座，因当时设计中几乎没有建筑声学的考虑，音质效果极为不良。由于耗资巨大，形式主义的大屋顶，以及极差的声学效果，在50年代后期受建工部的点名批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仅作为标志性建筑供游人参观，于2004年改造，声学效果得到一定改善。从建筑形式上看，重庆人民大礼堂很大成分上仿效了建于1931年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30年代剧场建筑的一种新形势变演，但声学问题仅凭建筑师张家德本人及其建筑设计团队是绝对力所不及的。

天桥剧场

50年代仿古形式的剧场没有因重庆人民大礼堂而继续发展，而是转向延安礼堂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观众人数减少，投资压缩。其中代表作品有：1954年建（改）成的天桥剧场、1955年建成的首都剧场和1956年建成的政协礼堂。这些剧场均在1200-1500座左右，矩形平面，大型品字型舞台，其形式受到德国剧场的直接影响，起源于1951年中国青年文工团访问苏联、东欧剧场所获取的知识，以及领导人头脑中延安礼堂的历史印象。

天桥剧场可容纳1500人，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驻团剧场，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交流重要场所，苏联代表团曾演出大型舞剧《天鹅湖》。首都剧场可容纳1200人，是人民艺术剧院的专用话剧场，延安时期的话剧《雷雨》、《带枪的人》以及建国后剧目《武则天》、《青年一代》等是首都剧场的重头戏。政协礼堂可容纳1000多人，是党政重要会议场所之一，最重要的活动当属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可进行文艺演出和电影放映。这些剧场人数大大少于重庆人民大礼堂的4300座，音质问题是其重要考虑之一。

首都剧场

1953年4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剧场建筑的几点注意事项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观众厅一定要做到使观众听得清，看得见，不能单施追求坐席数量。我们建议：以容纳1000人，1500人为准……”。另外，按当时机构编制，县团级以上参会干部大约在1500人左右。如此座位数量的设置，根源在于音质效果的保障与政治需要的平衡。从那时起，1200-1500座的剧场成为国内的标准，甚至《剧场建筑设计规范》中也把1200和1500座作为重要的指标。

除了在北京还有的总政文工团排演场（1953年）、北京展览馆剧场（1959年改建成）、人民剧场（1955年）、北京工人俱乐部剧场（1955年）、友谊宾馆剧场（1955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54年）、实验话剧院（钟鼓楼附近，已拆除）等以外，距离苏联较近的东北地区的剧场建设在此期间规模也很大、类型也很多，有哈尔滨工人文化宫（1956年建），沈阳松陵机器厂文化宫剧场（1954年建）等；哈尔滨友谊宫剧场（1954年），内蒙古有乌兰浩特剧场（1954年建，1956年扩建）；新疆有乌鲁木齐人民剧院；西安有人民大厦礼堂（1953年建）和西安人民剧院（1954年建）兰州有民族学院礼堂（1954年建）。上述剧场大都执行了《关于剧场建筑几点注意事项的通知》。但是剧场设计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地区差异较大。通过控制座位数量，减小了观众厅容积，保证了充足的直达声，对清晰度起到了较好作用，有利于开会使用。这些剧场在1990年代前后又都进行了大规模改建。

政协礼堂

由于缺乏声学研究，50年代的剧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声学问题，天桥剧场存在回声问题，首都剧场前排座位听音不良，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观看演出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专门责成清华大学建工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前身）给予解决。领导人对建筑声学的重视，促进了政府部门对剧场声学研究的重视。以清华大学为首，还建立了剧场声学课题组，专门解决这些已建剧场的音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