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号，是黄家驹25周年忌日。整个下午，我都在听《海阔天空》，粤语版、国语版、日语版，一遍又一遍。

这必然是Beyond乐队传唱度最广的一首歌，然而却是出自黄家驹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那张唱片叫《乐与怒》，发行于1993年5月。

一个月后，黄家驹就在日本出了意外。所以准确来讲，他并没能亲自见证这首歌如何一步步成为经典。

这是一首关于追寻理想的励志歌曲，歌词多次出现“理想”二字。可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却是“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于是很多人把“理想”和“自由”混同起来，自由即理想，理想即自由，是同一个方向的追求目标。可要这么想的话，就把这首歌看简单了。

在我看来，歌里所唱的“自由”和“理想”，分明是处在对立面的，是撕裂的。

黄家驹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在日本，那段时间，恰恰可能是他人生中最不自由的一个阶段。

1991年底，黄家驹和他的乐队团员离开香港，与日本一家叫Amuse的经纪公司签约，要在异国他乡开创事业的新天地。

那时候，他们在香港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乐队，拿遍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等各种音乐奖项，在红馆开了一连几场演唱会，并且乐队成员集体上了几部卖座电影。

可是黄家驹并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他曾多次对媒体控诉香港这个地方对他的束缚和限制：

这里只有娱乐圈，没有音乐。

他想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重金属摇滚乐，可是这样的音乐在香港毫无市场，只能在地下存活。他只有违心写出一些曲风轻柔朗朗上口的歌曲，比如《真的爱你》，才能在主流乐坛站稳脚跟。而这个时候，他又要面对那些地下乐团投来的鄙视目光，说他背叛了摇滚，Beyond现在唱的是“伪摇滚”，是吸引幼稚青少年的偶像团体。

汪峰老师（以及五月天？）一定非常能体会黄家驹那时的心情。所不同的是，汪峰老师拎得特别清，对此并不展现出丝毫纠结。而黄家驹就比较拧巴了，成就再高对此也无法释怀，他心里的摇滚梦从未熄灭。

更让黄家驹无法忍受的是，好不容易红了，随之而来的，却是愈发的身不由己，比如要拍电影，要上各种娱乐综艺节目的通告。

其中有些节目只是唱唱歌倒还好。

而有些节目还要假装快乐地做游戏，这对于他来说就很痛苦了。

可他不想当娱乐明星，不喜欢做游戏。他只想做纯粹的音乐人。

乐队也曾试着想打开内地市场。1988年，Beyond到北京办了场演唱会。

可因为还没有成名作打基础，而且那时的内地观众还不太能接受粤语歌，反响平平。

1991年4月，Beyond第一次在香港红馆开唱，恰好台下坐了一个日本人，就是Amuse的老板大里洋吉，演出结束后他和乐队见了面，表达了自己的欣赏。黄家驹这时顺势又发了一通牢骚，说香港这不好那不好。大里洋吉随即就说，可以带他们去日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实际上却几乎完全是由日本音乐人撑起来。那些最红的粤语金曲，一大半都翻唱自日本歌手。黄家驹对此自然也是看不上的，他要做的是纯原创音乐。

那就直接去日本这个原创音乐大本营吧，那才是属于我们的天地。黄家驹当时兴奋极了，与日本老板一拍即合，其他成员也都同意，于是很快便离港。

Bye bye，Hong Kong~~

可是到了日本后马上发现，和当初想象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音像世界》杂志06年7月刊有篇文章叫《Beyond日本乐与怒》，采访到了Beyond三子，详细还原了他们在日本的那段经历。

初来乍到，凡事都要重新开始，就像新人一样。公司安排的工作并不多，而他们几个都不懂日文，人生地不熟，有大量的时间甚至都不知如何挥霍。

他们在日本各自租了房子，房间非常小，用黄贯中的形容就是，伸脚就能够到任何地方，电器都用不着遥控。没事做的时候，他们就在这小房子里想办法打发时间。黄贯中每天去租录像带回来看，一看就是四五部电影，哪怕有些日文字幕的电影根本就看不懂。黄家强习惯窝在屋子里打电动，连门都懒得出。叶世荣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抽烟，以此排解内心的苦闷压抑感。

至于黄家驹，也是百无聊赖，创作力也下降了，吉他放在一边碰都不想碰。

等到终于开始着手制作新唱片，他们发现，曾经在香港遭遇过的问题，再次出现了：公司并不希望他们做重型摇滚音乐，而是要走流行路线。

又一轮的矛盾撕扯上演了。他们起初的设想，是把自己的原创音乐带到日本，而不是听从日本人的指挥。黄贯中甚至当面冲老板发了脾气：“你总告诉我们日本的乐队是怎样怎样，那你为什么要老远费力气去签一个香港的团回来，然后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你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老板当时就黑了脸。

他们终于发现，原来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其实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港。

为了在日本站稳脚跟，他们只能再次妥协，与此同时，他们都纷纷开始想念香港了，想念那个曾经只想逃离的故乡。

Beyond在日本制作的第一张唱片叫《继续革命》，标题狠硬，可是里面好几首歌，表达的都是乐队成员的思乡之情，比如黄贯中写的《温暖的家乡》，黄家强写的《厌倦寂寞》，以及黄家驹写的《遥望》。

这张唱片在日本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反响，直到第二张《乐与怒》，其中一首《遥远的梦》在电台播放后，Beyond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拨日本歌迷。

《遥远的梦》，就是《海阔天空》日文版。

那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想到，这个好消息同时也是噩梦的开始。

因为《遥远的梦》这首歌，他们在日本打开了一点点知名度，紧接着，公司便对他们提出要求，让他们多上一些娱乐综艺节目，抓住机会趁热打铁宣传自己。

可这实在是太荒谬了。他们当初之所以来日本，不就是为了躲开香港那些无聊的娱乐节目吗？！

为此他们跟经纪公司吵了一架又一架，最后还是以妥协告终。

他们的底线，一退再退。先是要保证节目与音乐有关，后来，与音乐无关的游戏节目也可以上了。

他们上的第一档纯游戏节目，是富士电视台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黄家驹就是在录制这档节目的过程中出事的。

当时参加节目的十几个人都站在一个接近3米的高台上，游戏任务是一边踩着滚动的圆木渡水，一边摘取上空的所谓宝物。几轮游戏过后，高台地面渐渐变得湿滑，有人滑倒，碰到了一边的墙板，而墙板又很薄，根本支撑不住人的重量，于是两个人跌到了台下。其中一个是主持人内村光良，他是屁股着地，并无大碍；而黄家驹却是脑袋着地，几天之后，在日本某医院宣告不治。

这样的故事，不得不让人想到“命运”这个词。越是想要追寻的自由，却总是越来越稀薄；越是想要逃离的噩梦，到最后越是无法躲过，甚至要将你带走。

黄家驹是个多么理想主义的人啊，他既想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听到，同时又不想失去任何的自由。这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而这层意思，才是《海阔天空》想表达的关键。

去年，有一段小视频在网上流传，看哭了很多人。视频内容是一男子在日本街头唱起日语版的《海阔天空》，现场围观者中有个女生跟着唱起粤语版，然后那位男子也唱起粤语版，原来大家都是中国人，他乡遇故知，一首歌连起了共同的血脉。

多么巧啊，刚好又是在日本。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这首歌背后的那些伤心往事。

所谓的“命运感”，还有一层意思是，你所拼命逃离的地方，其实过一段时间再看，也许并没有你所想的那么糟糕。

香港果真如黄家驹所痛恨的那样，只有娱乐没有艺术吗？可是时至今日，华语音乐最另类的那些声音，似乎多半都来自香港。不管是Beyond的愤怒摇滚，还是达明一派的迷幻电子。即便是像梅艳芳、张国荣、林忆莲、陈奕迅这样的天王天后，也总是会交出让人耳朵一亮的炫酷之作。更何况，香港还出了王菲这样将另类风格带进主流乐坛的集大成歌手。

Beyond是因为生在香港，才可以成为Beyond啊。

再说黄家驹曾经拍过的那些可能让他不屑一顾的电影，现在再看，也绝不仅仅是娱乐而已。

1987年，刚刚出道还未成名的黄家驹，客串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名叫《小说家族之对倒》。黄家驹在其中本色出演了一个街头艺人。

电影中有这样的镜头：

这部短片改编自香港作家刘以鬯（读“畅”的音）的经典小说。刘以鬯先生前段时间刚刚过世，很多人都提起那篇《对倒》，因为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据说就是从小说里得到的灵感，却很少有人知道黄家驹出演的这部直接改编自小说的短片。

“小说家族”是个短片系列，其中改编的小说还包括李碧华的《男烧衣》，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钟晓阳的《翠袖》，也斯的《李大婶的袋表》，亦舒的《雨天》。

出演这些短片的演员，不乏一些大明星，比如梁家辉和张艾嘉。牵头做这件事的是香港电台，其出发点是面向市民推广读书风气。这么不计利益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现在香港。

1992年，黄家驹出演的最后一部香港电影，是《笼民》。这一次，他演的是主角。

《笼民》是我最喜欢的港片之一，获得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讲的是香港一群最底层的百姓，没有自己的房子可住，只能蜗居在一栋破旧的危楼里，每个人只有一个床位，看上去就像笼子里的动物，毫无自由和尊严可言。电影直接批判了香港的居住政策，以及官员的冷漠虚伪。

同时，这部电影还贡献了香港影史上最好的群戏，片中每个人纵然卑微如蝼蚁，依然有个性的光芒，有人情的温暖。

这么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现在香港。

黄家驹去世的1993年，香港娱乐圈是个什么样子呢？那一年，既有《东成西就》、《唐伯虎点秋香》这样的卖座商业片，也有《青蛇》、《新不了情》这样的大热文艺片。

那一年，王家卫正在拍《东邪西毒》，这么一部情节不着调的文艺片，几乎聚集了所有当时香港最红的巨星。然后因为拍摄时间过长，王家卫又抽空迅速拍了一部《重庆森林》。

那一年，黄秋生主演的三级片《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上映，后来，黄秋生凭借此片获得了金像影帝。

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在那时的香港。

黄家驹去世后的那届香港叱咤乐坛颁奖典礼，其中一个奖颁给了《海阔天空》，并以此纪念家驹。Beyond三子唱歌的时候，镜头扫过台下，都有谁呢：

那就是香港文艺界的黄金时代啊。不管是娱乐的、偶像的，还是文艺的、小众的，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谁能想到，这样的盛景，维持了几年后，就走向了衰微。历史过去后，就再也不回来。

后来，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拍出过《笼民》这样不朽杰作的张之亮，最新的作品是《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

王家卫以一部《摆渡人》自砸招牌。

粤语歌已经再也走不出广东，大众所能认知的粤语歌，依然限于《海阔天空》、《光辉岁月》这几首。

还有黄秋生，已经好久不出新消息的他，最近接连曝出的新闻，都跟电影无关，而是关于他的身世。先是作为英国人私生子，认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接着又被曝出自己也有私生子。他的故事，也有一股浓重的“命运感”，好像一个轮回。而且，如果做符号化解读的话，几乎可以当做香港城市历史的一个隐喻。

关于命运感和黄家驹，我还联想到的一个事情是，就在他走后的那一年——1994年，他的老搭档、填词人刘卓辉，在北京做出了一件大事。他创立的大地唱片公司转移到内地发展，很快便推出了一张名为《校园民谣》的合辑，由此开启了内地流行音乐的新时代。

而就在同一年，窦唯、何勇、张楚所组成的“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一道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引发轰动。（何勇当场痛骂香港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其他人都不懂音乐，这多么像黄家驹曾经的声音。）中国忽然之间进入了全民摇滚的时代，那些忽然走红的摇滚巨星，个个扬眉吐气，唯我独尊，根本不需要参加任何综艺游戏节目，也能找到巨大的粉丝群。

如果黄家驹能够预知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还会选择离开香港，远走日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