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生于1860年，卒于1911年。他生前只被看作是一位锐意进取、大胆革新的指挥家，在死后几十年，又被当作一位作曲家。现在，马勒的名字已经与西方音乐史分不开了。

马勒生前只被当作是一位指挥家，这不无道理。他从19岁时就开始了他终其一生的指挥工作，他曾先后在布拉格、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维也纳、纽约等城市的歌剧院担任指挥。他以极为苛刻的态度对待他指挥棒下的每一个音符，以至于几个大乐团的演奏员们公认他是个暴君。马勒在指挥职业上性格刚愎，咄咄逼人，但正是由于他的固执己见，才使许多经典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发掘得淋漓尽致。他对指挥艺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一生都交给了指挥事业，他只在每年的休假期间才从事音乐创作。

在作曲方面，马勒仅限于歌曲创作和交响曲创作，这与其他作曲家有很大不同。比马勒稍早一些的勃拉姆斯，一生创著甚丰，可是，直到40岁出头才写出第一部交响曲。他的《第一交响曲》从开始构思到完成，前后历时近二十年。马勒最尊崇的交响巨人贝多芬，写第一交响曲时已30岁，而且，在此之前已写过各种体裁的器乐曲。马勒却几乎是直接以交响乐登上乐坛。在他写第一部交响曲之前，只写过一部声乐套曲。而且，他终其一生，几乎不碰其他音乐体裁。他身后留下的作品目录非常简单：九部半交响曲、一部交响声乐套曲、三部声乐套曲和一些歌曲。这里要谈的《大地之歌》，是一部交响声乐套曲。马勒自己为乐谱写的标题是“为男高音和女低音（或男中音）独唱和管弦乐队写的交响曲”。既是交响曲，就应该按顺序编入他的交响曲序号，成为第九交响曲。可是，马勒并不这样做。据说，马勒有严重的宿命论倾向，他认为一位交响作曲家在写完第九交响曲之后，生命也就到尽头了。的确，在贝多芬之后，19世纪作曲家没有人能超越“九”这个数字。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德沃夏克，都是在写完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之后去世。但数字与生命并无必然联系，以后的肖斯塔科维奇就写到了第十五部交响曲。

马勒被描绘成指挥台上的暴君

1907年3月，马勒向维也纳市政当局递交辞呈，辞去他已经担任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职务。在有“音乐之都”美称的维也纳，歌剧院指挥是个炙手可热的位子。这个城市在马勒之前，已经出现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艺术家，其中有八位作曲家堪称不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布鲁克纳。这里，是欧洲音乐文化会聚的中心。音乐是维也纳城市的象征，歌剧院指挥几乎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主宰。马勒在这里的业绩是整个20世纪的指挥艺术典范：他对乐队编制进行大胆的改革，使乐队音响具有雄奇宏伟的气势。他在演奏贝多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时追求高度的完美和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力量。他对艺术的追求一丝不苟，对遇到的困难毫不动摇。面对维也纳音乐界庸俗势力对他的非难，他的回答是：“我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但在艺术上绝不让步！”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面世，必然招致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他在维也纳为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结果，被来自各个角落的阴谋诡计骚扰得疲惫不堪。此时，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频频与他接触，有意要聘他担任大都会歌剧院指挥。马勒在优厚的待遇面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于是，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职务。

这一年的六月，已经辞去职务的马勒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乡下度假。在此之前，马勒已经查出有心脏缺损的毛病，在拿到纽约的聘约后，他想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孰料，才到乡间别墅的第三天，大女儿便染上了猩红热和白喉。以当时的药物水平，这两种病都被视为绝症，何况两种病一齐缠上身来。孩子在病床上痛苦挣扎了两个星期，还是撒手西去了，死时只有四岁半。马勒平日与女儿感情极为深厚，女儿的去世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一切致使他的心脏病突然恶化，医生断然告诉他，要想多活几年，就要精心休养，放弃他长年坚持并喜爱的户外活动，如爬山、游泳、骑自行车等等。马勒一向以大运动量的野外运动来调整日常生活，突然间变成严重的病人，甚至，很平缓的散步也要用计步器来限制，这对他又是一个打击。生活中这两件重大事件把马勒推向一个人生转折的关口，他开始面对生命做人生的思考。

马勒对哲学、宗教和神秘论的兴趣使他对生命本身怀有空幻的认识。生活虽然美好，但是，死亡是不可抗拒的。生与死、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受神秘力量的支配。越是感到人生苦短，生命将尽，他对生活的认识就越富于哲学意味。就在这些日子里，马勒读了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唐诗德文译本《中国之笛》。本来也许只是为了排遣一下郁闷的心情，读过之后，发现其中一些诗的内容正适应他目前的精神需要。于是，他选取了其中的七首诗，写成了有六个乐章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

马勒读到的汉诗译本，并不是由中文直接翻译的。编者汉斯·贝特格根据另一位汉斯·海恩鲁曼的汉诗散文化德文本改写成诗体文，其中参照了英文译本，部分内容又来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译本《玉书》。这样几经转译编写，原诗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没有作者和标题的提示，已经很难辨认原诗是哪些篇目。在《大地之歌》的七首歌词中，可辩明篇目的有五首，分别是李白、王维、孟浩然的原作，另外两首已完全无从查对，甚至有人怀疑是伪作。近几年经音乐学和文学两方面的考订、研究，学者们已经对这些篇目作出了确认。

马勒所处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翻译到西方。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和《孙子兵法》，到《水浒》、《红楼梦》、《赵氏孤儿》，出现了几种文字的译本。这些翻译多出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译文谈不上信达，仅限于介绍性翻译，很难保持中华文化的精髓。以诗词翻译为例，中国诗词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诗歌中艺术价值的最高峰，有独特的艺术手法。意境的营造、比兴的寄托、凝练含蓄的抒情，甚至儒家道统的贯彻，都是西方诗歌里没有的，在翻译过程中不免有遗漏或谬误。而且在那以前的译者还没有把中国诗论、文论译介到西方，对汉诗的翻译和理解都存在障碍。尤其是中西语言的差异，更无法表现中国诗词的音乐性。所以，一些汉诗译本干脆就译成散文，只求表达意思上的完整；再由一些诗人改写成外文式样的诗，原作的风貌还能保持几分只有天知道了。马勒看的唐诗《中国之笛》就是这样一个译本。当然，马勒不是诗人，更不是汉学家，不必去考究译本的好坏，他只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篇目就是了。对于他来说，中国是神秘的东方古国，来自东方的十一个世纪前的诗歌，一定蕴涵着深奥玄妙的哲理，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深沉感悟，这些正符合他此时的精神需要。《大地之歌》里选用的唐诗译文再经过马勒的又一次改编组合，文字上就更适合马勒的音乐所表达的个人感情了。

《大地之歌》共分六个乐章，每个乐章都设标题。第一乐章《咏人世悲愁的饮酒歌》，从李白的歌行体诗《悲歌行》中摘出片断，作为这一乐章的歌词。歌词分成三段，每段的结尾一句都是马勒自己插进去的，“生是黑暗的，死也是黑暗的”，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看法。音乐激昂热烈，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情颂扬，也有对生命的抗拒，但总的情绪仍脱离不了孤独和悲唳。

第二乐章《秋日的孤独者》，歌词描写大地万木凋零的萧瑟景色，气氛晦暗。这个乐章的原诗作者无法确定，只能根据译音猜测是张籍或张继或钱起的诗，但从这三人的诗里都找不出内容近似的诗。

第三乐章《咏少年》，第四乐章《咏美女》，第五乐章《春日的醉翁》。这三个乐章都比较短小，描写青春生活的快乐，表现马勒对青春生命力的赞美和怀恋。这三个乐章像间奏曲一样，经过一番过渡，音乐又回到深沉凝重的核心。

第六乐章是马勒着力灌注思想内容的乐章，乐章标题是《告别》。歌词用了两首唐诗，分别是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的《送别》。音乐长达三十多分钟，占整部交响曲的一半，表现大地的永恒和生命不得不告别尘世的悲哀。这个乐章写得非常铺张，作曲家用音乐语言表达哲理性的内容，反映出马勒感到老之将至时面对生命的复杂情怀。他既赞美生命和大地，又怀着不得不离去的无奈，感情变化十分强烈。

《大地之歌》虽然通篇采用了唐诗，但作曲者只是借用唐诗的诗句，按照自己的需要抒发个人的感情。音乐写得色彩绚丽浓重，对比强烈，规模宏大。这与李白、王维、孟浩然诗的轻灵飘逸、简洁含蓄、清新淡雅的风格相去甚远。所以，用上述几位诗人的诗去直接理解马勒的《大地之歌》，是很不可靠的。

《大地之歌》写成于1908年，但一直没有演奏过。1911年5月马勒去世，又过了半年，著名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在慕尼黑首演了《大地之歌》。在此之后，马勒作为作曲家的声誉才逐渐建立。马勒的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他用巨大的篇幅和复杂的音乐语言来表达哲学性思维，有时甚至是玄奥的，这使他的音乐只在较小的范围内受欢迎。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音乐才声誉日隆，直到90年代，才在世界上掀起了马勒热。人们究竟想从他的音乐里汲取些什么，马勒自己是不会知道的，但是，他生前曾言之凿凿地说过：“我的时代终将到来”。也许，马勒的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替今天的人们发旷古之幽思了。